电梯“上不到顶”、坡道“下不到地”，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位于杨浦区的延吉四村、延吉五六村和延吉七村三个小区，几节楼梯成为困住上千位老年人和残疾人下不了楼、出不了门的难题。
5次听证会、10次协调会，从上门征询意见到自治金筹集，会议从室内开到了楼道里，最终改造工程以居民100%赞成通过。“依托睦邻中心的议事协商机制，居委会牵头、业委会主导、社区多方参与，走居民自治的路子。”延吉四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说。
10多年前，上海首家睦邻中心——延吉社区第一睦邻在延吉四村正式开放。如今，杨浦区“一平方公里一个”睦邻中心；在全市范围内，“邻里汇”“邻聚里”等多种形态的服务综合体也应运而生。这些“小而美”的公共空间，已成为上海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平台。
不是“飞鸽”，是“永久”
左边是转租出去的仓库，右边是不该出现在小区内部卖煤气灶的店铺……2009年，杨浦区萌生建设睦邻中心想法时，首先响应的是延吉四村这样一个产权复杂的老小区。
并非因为改造简单，而是延吉四村有切实需求：其所在的延吉新村街道有杨浦区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住宅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公房为主，常住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52.5%。老人们平时缺乏公共空间，小区内部矛盾也无法坐下来解决。
2010年，第一睦邻中心正式亮相。老伙伴们走了进来，聚餐看书、亲子玩乐，一时间人气爆棚；到后来，乒乓、舞蹈、曲艺等各种兴趣队争相组织活动，这里逐渐发展为邻里们商量事情的议事平台，社区骨干、物业经理、社区民警等多方参与的例会制度逐渐形成。
随后，第二、第三、第四睦邻中心建立，围绕居民的真实需求，功能不断扩展。有把法治服务送到家门口的、有主打矛盾调解的，上海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也在这里诞生。
葛老师是上海的一名退休检察官，如今正代表上海百合花法制服务中心在延吉法治睦邻服务。“停车位怎么讲个先来后到”“房屋拆迁款怎么分”……葛老师处理的都是些“讲不了证据”的微需求，把法治文化嵌入社区最后一公里。
恐怕是个“飞鸽”牌——睦邻中心刚建设时，不少居民心里打鼓；如今，“飞鸽”变成“永久”。“街道正在推进睦邻中心3.0版本建设，1.0突出综合服务，2.0突出交流互动，3.0突出协商共治，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延吉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说，努力用家门口的小空间，做好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大文章”。
从“提要求”到“做主人”
2014年，居民区书记刚刚上任，接到楼组微整治的任务。那时，居民们把杂物堆在楼道里，消防隐患极高，也不美观。
“如果政府大包大揽，最后就变成‘包到底’了，我们想通过议事的方式来解决。”居民区书记测算，搬走杂物，再置办桌椅屏风，一户要出30元钱。
睦邻中心提供了让大家能畅所欲言的平台。一开始是“吵红了脸”，再后来是明确细则，讲清楚“人人参与、人人享有”，30元很快就收齐了。到2016年，“杂物房”改造为“睦邻客厅”需要每户交300元；再到2018年前后，电梯改造部分户要交3000元，都通过议事的方式解决。借助“睦邻”，居民们平时多交心，也慢慢从“提要求”变成“主人翁”。
目前，杨浦已有60家各具特色的社区睦邻中心，总面积超45000平方米，构建起“1510睦邻服务圈”：即步行15分钟设一个中心，每个中心拥有不少于10个基本服务项目，破解了公共活动空间少、公共服务能级低等基层治理突出难题。
时任延吉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参与了延吉第一到第四睦邻中心的运营过程。如今，已调任殷行街道的她，把特色“睦邻”的传统也带了过来。针对老人多等特点，由20个健康实事项目构成的殷行“健康社区”地图发布，成立“健康睦邻共同体”。
在五角场街道，一扇“睦邻门”让少有往来的两个小区共享公共资源；在四平街道，破旧弄堂变身未来生活原型街……“希望借助睦邻品牌，涵养社区文化、凝聚价值认同、提升治理效能，打造一批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实践样本。”杨浦区地区办表示。
睦邻不只是一个场所的概念，更是回应群众、服务群众、引领群众的“杨浦品牌”。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杨浦将坚持人民立场，以需求为导向，打造更多“小而美”的公共空间，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充分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用参与度换认可度、增凝聚度。
